在中国，有不孕不育问题的夫妇不少，一些家庭绕过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，用私下“借精”的方式“造人”。

　　以“捐精”“不孕”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，可以找到数百个聊天群。捐精者和求精者就潜伏在里边。近日，记者假扮成“求精者”混进多个群里，逐步揭开了这股地下暗涌。

　　算好排卵期、半小时搞定、以五次为限(这一群人奉行的“规则”之一)……表面上看，地下捐精很简单。实际上，这里涉及了法律、伦理和生理上的多重风险，对双方而言，很可能打开的是个令人苦恼的潘多拉盒子。

　　捐精者讲述

　　年近30岁的“阳光大男孩”：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点血脉

　　“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”在深圳一家快捷酒店的房间里，年近30岁的胡思有些局促不安，试图用笑话打破弥漫在空气里的尴尬。对面，是一个年长他几岁的上海女人。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。

　　2013年夏天，胡思在上海一个捐精群里认识了一个32岁的女子。该女子与丈夫开公司，经济条件很好，但男方在生育方面有问题。考虑到去医院做人工授精程序繁杂费时间，轮候一年还不一定能成，在丈夫的默许下，女人打“飞的”到深圳，直奔之前订好的酒店，接受胡思的“捐精”。

　　折腾几回后，上海女人趁胡思洗澡时，把一个五千块的“红包”悄悄塞进他的包里。

　　记者通过一个名为“真诚捐助孕借种求子群”的聊天群联系上胡思，第一次见面时，他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，脚踏NIKE的运动鞋，还背着一个斜挎的黑色单肩包，坐在肯德基一个角落里喝着可乐，一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。

　　“我在公司做内审稽查的，就是企业内部可能有腐败行为，查查这个消耗是怎么来的。”他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做了开场白。

　　14年前，高中未毕业的胡思走出老家，南下深圳闯荡，在工厂里做过普工，捉襟见肘时还睡过两次天桥。后来，他参加成人高考，拿下大专文凭，现在有了一个准备结婚的女朋友。

　　接受胡思“捐精”的上海女人后来说她怀孕了，胡思说：“其实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，像是自己的宝贝被人偷了似的，感觉失落，又感觉自己很有成就。”胡思摆了摆手，以表达内心复杂的心态。

　　直到如今，那个五千元的红包还放在胡思的抽屉里。胡思向记者说：“我想可能是她不想欠我的，其实我也没觉得她欠我的，只要对小孩好就行了，红包在我这我反而觉得欠她的。”

　　“孩子老了也不养你，你不是白忙乎吗?”记者问道。

　　“伦理上不是我的，但科学上来讲是我的一部分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后代。”胡思笑着，露出了一排白齿。

　　以“间接”方式备受追捧的博士：不担心我的两个孩子会遇到

　　地下捐精的世界，既有主动出击的角色，也有守待人物。30岁的董昂，无疑是“弱攻击性”的那类人。

　　他戴着眼镜，长相斯文，说起话来条理清晰，而且善解人意。根据他提供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、就业协议书等8份证件可以知道，他目前在广州某研究所工作，是华南一所985高校的生物学博士。

　　董昂说，去年底，广东阳江一个妇女上门求助，他帮忙计算好对方的排卵日，在这一天去酒店开了两个房间，这边厢用注射器取完精子，立刻拿到另一边 推到女人的阴道内，后来对方顺利产子。董昂告诉记者，他用的是“实验室工作自备的无菌医用器材，避免精液染菌、活力下降和体积损失”。

　　博士头衔以及“间接”的方式，让董昂格外吃香，许多求精者找上门来“洽谈”。这几天，他趁着周末去给一个珠海女子“献精”。对他来说，捐精犹如水稻田里的“杂交实验”，只要计算科学，步骤正确，便能开花结果。

　　这个想多一份血脉，又不想背叛自己老婆的男人，奉行“科学主义”原则：“2014年测一个人的完整基因组，已经降到了1万美元级别，也就是说， 花几万块人民币，十天半个月，就可以测完您本人的基因组。再过20、30年，在医院里基因测序就会跟验血一样常规，完全不必担心后代相遇的问题。”

　　董昂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等孩子长大了，珠三角人口总量肯定超过一亿人，两个人(即同是他的孩子)遇到的概率有多少呢?而且(捐精)成功后，对方可以告诉我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医院，互相通知一下，以后孩子谈朋友，对方(接受捐精者)作为父母先问问对方的生日即可。”

　　探秘

　　真是“捐”那么单纯吗

　　由于绝大多数属于一对一联系，因此目前尚无法统计地下捐精者的人数，但显然其总量庞大。这个群体基本“单兵作战”，难为外界知晓。

　　记者发现，“真诚捐助孕借种求子群”的聊天群有63人，欲捐精的人十分活跃，每天都能看到他们不约而同地以“年龄身高血型学历”为格式在群里发布个人简历，供求精者“挑选”。这里，既拼硬件也拼软件。

　　在“北京捐求精不孕求子群”，人数高达255人，群主和管理员不定时观察成员的个人信息和聊天空间等，一旦发现伪造或隐瞒，会将其踢出群。

　　记者调查得知，多数捐精者声称自己最多捐到第五例就停止，但地下捐精没有约束制度，且多数捐精者并不忌讳同城配对。

　　有的纯粹上网找女人

　　在胡思潜伏的聊天群里，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男人上网“寻猎”。记者以求精者身份一出现，就有超过10名男子主动来“勾搭”。他们许多都打着“无偿捐精”的旗号，但普遍希望能以直接的性行为方式进行，言语之间，充斥着许多躁动。

　　“这是我的研究生证”，上海一所211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发来证书，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。见记者“犹豫不决”，他以一种急不可耐的语气，每隔几个小时问一遍：“在吗”、“考虑得怎么样?”“就当‘五一’来上海旅游下嘛”。

　　天津一位在科技公司做投资的男子，浑身上下透出一股“霸道总裁”般的作风。他老婆生了个男孩，已经两岁多，之前“帮”过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以“直接”的方式“使”对方妻子生下一对龙凤胎。

　　这位忙于出差和应酬的“成功人士”，聊上几句便没有耐心，“你手机号能发给我吗， 打个电话把事情都说清楚，我不会经常骚扰你的，我也没那时间，因为我也很忙。”

　　遭到拒绝后，他开始炫耀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声称每天坚持锻炼，还会去健身俱乐部，成功概率高。最后他终于妥协，甩下一句“要不间接吧，我也不直接了”，并不忘强调，此次献精是多么不容易——“我不轻易给的，现在有时间，才帮忙”。

　　在记者调查的10个捐精者中，有8个人都以“间接成功率低”“不想那么累”“最终还是得直接”等理由，提出直接“相助”。

　　“有些人就是纯粹进群找女人的，思想不健康。”胡思眼里闪过一丝鄙夷，“大方向来看，是品德问题，会影响以后孩子性格，那样的人，精子就算很健康，你敢用吗?”

　　开价五万想赚钱还贷

　　依照目前相关法律法规，人类的精子禁止买卖，但在地下捐精这个隐秘世界，仍有人将精子标上价码推向黑市。

　　有一个24岁的河北男子，自称家庭条件不好，13岁出来打工，8年后用第一桶金开了家鞋厂，不料让朋友坑了，赔了一百多万元，现在还有35万元银行贷款没还，急需用钱，“不然也不会干这个”。

　　他向在聊天群里伪装成“求精者”的记者开出一口价——“五万”，而且还是“直接方式”。当被质疑价格过高时，他拉低了身段：“如果你们确实真诚，价钱可以商量。”

　　相比之下，北京一位高考630分的大学毕业生，提供的服务简直算是“白菜价”——间接捐精，收费2000元，一直到对方成功受孕为止。

　　在这位大学生看来，这2000块钱，既是捐精期间的“误工费”，也是一种合理的“服务费”，如果不收费的话，反而会让人不安，“无偿捐助，听起来总有些不良企图，我倒是觉得收取一些适当的补助是合适的。”

　　尽管从法律上来看，捐精人与受精人之间的买卖协议，会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，但这并不影响该男子将精子买卖理解为普通的商品交易。他说：“如果收费的话，我们之间也更好地履行协议，不收费的话，万一我中途退出，你也不好约束。”

　　生物学博士董昂透露，与正规途径相比，地下捐精更为“便宜”。“在医院，人工授精一次6000-8000元，成功率也不高，只有10-15%，弄下来花个十万八万元很正常。”

　　(注：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