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从不听套话，有事说事。5句话能说清楚的就用5句话。你要说50句，还没到正事，你就不要说了，他不听。就是这种风格。”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，蒋中一去办公室看他。王岐山说，有些人不适应，对他有意见。“我不改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，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。”

　　“语言系统、办事风格，跟已经形成的官僚系统不一样，”蒋中一说，“但他尊重这个规则，他知道多年形成，破不了。”

　　九号院的开放、包容、平等，无可避免地在走出的人的身上留下印记，既是个性的、思维的，也是感情的。一位受访者见证过这样一场景：90年代末一次会议中，周其仁发表了观点，领导不悦，说他们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。周回应，怎么着?我就愿意当徒子徒孙。

　　杜润生的“徒子徒孙”已然散落四处，九号院的故事也显得遥远，人们回忆它、总结它，总是带着期望，似乎其中蕴含着某种可能。

　　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，翁永曦决定对我们说些什么。当年成了最年轻副部长，羡慕与仇恨夹杂着污名不断袭来，他被迫离开体制，下海经商，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。

　　他仍然保持着热情，像三十多年前那样，时常下去调查研究。他递给我们名片，正面是名字，背面是电话和邮箱，没有企业名称，没有职务和头衔，只印着握手图案。他说，结识新朋友，不忘老朋友，永远是朋友。我是良民翁永曦。

　　采访到最后，翁永曦找来一段文字，要读给我们听。那是有记者提到“农民不能恢复成立农会，很难抵制权力侵害”时，杜润生回应的话。

　　翁永曦站起来，右手拿着文章，背后的灯光随着他身体晃动，有点儿刺眼。他大声地、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：

　　“林肯在签署《解放黑奴宣言》以后，有人问他，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面解放出来，你怎么敢，你不怕天下大乱?林肯很平静地回答说，政治家做很多事情，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，可怕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。”

　　(感谢段应碧、姚监复、郭书田、魏唯、翁永曦、赵树凯、袁崇法、戴小京、何道峰、蒋中一、张木生、王振耀接受采访及提供的大力帮助。部分内容参考孙方明《潮聚潮散》、余展高文斌《我所认识的杜润生》、杜润生《杜润生自述》、凌志军《1978历史不再徘徊》、赵树凯《农民的政治》、《农民的新命》、柳红《八〇年代: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》及《财经》杂志、《经济观察报》、《南方周末》的相关报道，特此致谢。实习生郑子琳亦有贡献)